然而，这一信仰似乎也在悄然改变着。
最近，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9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9万人，是史上大学生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不但人数最多，就业形势严峻程度远甚于往年，根据北京、广东等地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大学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均不足三成。就业形势和前景不明，导致忧虑情绪弥漫于大学毕业生中：未来在哪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几年来，全国每年有近百万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占当年高考报名人数的10%左右。在高考中出现“三放弃”，即：考前放弃报名、考后放弃填报志愿、录后放弃报到。其原因各有不同，归纳起来，包括升学无望、学费贵就业难、参加工作、选择境外求学而放弃高考；对录取学校或专业不满、准备复读，或选择境外求学而放弃报到等。其中，对大学办学质量的不认同、回报率低、选择境外求学，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现象，不禁让许多学子疑惑：读书能改变命运吗？
其实，现行的高考制度，正考验着我们的教育公平问题。
高考区域性的不均衡。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教育投人直至教育质量方面，东西部明显失衡。这种区域差距，若不加以调整，这种区域失衡问题还将越来越突出，也关系到教育公平问题。比如2012年，北京大学招生计划3495人，在北京招生计划是614人（7.3万考生，录取率84.5/万），在河南108人（82.5万考生，录取率1.3/万），山东72人（55万考生，录取率1.31/万）。另外，中国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所在地与非所在地的巨大差距，比如中山大学2011年招生计划8000人，在广东计划3650人，占45.6%，但广西183人，仅仅占2.28%。这就是区域间的差距，引起的教育不公平。
部分政策性的不合理。高考加分政策本来是为了鼓励学有所长的考生，然而，这一政策演化到今日，变成另外一种不公平。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由于加分制度设计本身不够严密，由于运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被严重异化，极大损害了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高考加分在许多地方成为社会管理的手段之一。
高考在城乡教育间的差异性。调查表明，过去10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源比例占到50%以上，另一方面重点院校的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仅为30%左右。北大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也仅占17%。农村考生报名、录取占相应总数的比例，均未达到同期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自然比例；农村考生的高考录取率，也从未达到同年的总录取率水平。同时，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分数，需付出更大的努力。从而，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资源与大学录取”的双重弱势。不少农村学子因此放弃高考，其他的向上通道越来越窄，从长远来看，将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引起新的社会不公。
我曾在《高考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一文中提出，“尽管有众多的弊端和万般的无奈，平心而论，高考制度仍然是现在唯一的、最公正的、又适合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要取消高考制度那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其出路只有改革。
应该看到，国家在行动。去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异地高考”意见，针对呼吁多年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及异地高考问题的回应，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高考实施方案；今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在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高考录取制度的变革，让选拔人才的方式多样化；等等。这让我们看到，制度层面的公平性在逐步推行，“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试图从根本上消除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的区域不平等，同时打破我国地区间严格的户籍壁垒，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也算是一种对现行制度不公的补偿式政策。然而，如果只要求取得制度层面的公平，而忽视操作性问题，这并非长远之计，还应该从源头上配置合理教育资源、加大对弱势区域教育投入，并从法律上对相关政策进行监督和认真落实，真正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这才是解决高考矛盾的症结所在。
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给受教育者机会公平。虽然，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尚有许多缺陷，这在客观上就更加迫切需要在制度、政策、现实中进一步改革，让我们社会每个公民，仍然有信心守护那份神圣而又简单的理想：教育公平。
